- 徐保昌;李思慧;仇鑫;
中国企业创新投入能否提升其成本加成,是关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企业层面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问题。在厘清企业创新投入对其成本加成的影响及内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系统检验了企业创新投入对其成本加成的影响及主要影响途径。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可以有效提升其成本加成,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结论是可靠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对其成本加成的提升作用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显著增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促进企业新产品创新等途径推动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为强化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其贸易利得和竞争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2020年03期 No.223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K] - 薛继亮;葛家佳;管华意;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厘清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在剖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结合1997—2017年的统计数据,选择系统GMM方法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随着2013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下降,未来劳动力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将会逐步减弱。在其他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第一次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从而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结论。为了有效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陷阱,需要通过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和适度延缓退休年龄来持续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通过完善现阶段的教育培训体系,强化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才储备,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从而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存量。
2020年03期 No.223 11-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6K] - 陈和;李绣雯;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研究制度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利用2003—2016年8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结合资源和双边投资协定的调节效应,综合探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正向影响中国OFDI,但是制度细分指标法治水平与中国OFDI负相关,这种负相关并非由"制度距离接近优势"形成。继续引入资源与制度质量交互项,发现资源与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资源型OFDI为获取丰富的资源而放松对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要求。检验双边投资协定的调节效应,发现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缺失。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加强制度风险意识,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2020年03期 No.223 22-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K] - 李丰;丁圆元;朱瑶瑶;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餐饮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外出用餐成为城乡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CHNS数据,对不同特征的城乡居民外出用餐情况进行总结,并建立双栏模型,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外出用餐的可能性和用餐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家庭规模、家中是否有老人、地区因素对城乡居民外出用餐选择有影响;收入水平、家庭规模、家中是否有孩子、地区因素对城乡居民外出用餐量有影响。因此,食品加工业和餐饮业要积极关注我国城乡居民外出用餐消费情况,以便根据不同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提供服务;政府可以据此了解不同特征城乡居民的消费情况,科学制定食品政策,引导居民进行合理消费。
2020年03期 No.223 33-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5K]
- 李虹;赵青雯;
以2007—2017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成本粘性模型,探讨我国环境成本粘性存在性问题,并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成本粘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能够降低环境成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能力和企业生命周期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环境成本粘性产生调节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管理层能力高、处于衰退期企业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建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尽量保持政策的长效与稳定,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前瞻性与可预测性,减少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同时,企业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时,要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注重环境成本的投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020年03期 No.223 42-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9K] - 王文兵;王淑豪;张春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聚焦国企党建弱化、虚化、边缘化,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为目标,以中国本土化情境为研究视角,通过国企权力运行机制、内部控制体系、企业管理制度体系三维路径,将党组织嵌入国企权力运行机制,党建总要求融入内部控制体系重构COSO内控整合框架,党建制度体系融入国企管理制度体系,实现党建工作向生产经营、日常管理环节与企业基层延伸、与公司治理结构无缝衔接,化解国企党建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国企全面从严治党,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以期丰富党建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2020年03期 No.223 54-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33K] - 秦伟平;姜岩;吴圆圆;胡凡;
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促进其建言行为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领导者及其领导风格作为影响员工建言的最直接因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悖论式领导作为一种新型领导风格,将组织中看似矛盾实则相关联的行为统一起来,为从本土视角探讨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机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悖论式领导与员工建言的理论模型,借助问卷调查法,收集苏浙粤三省32家企业共计127名团队领导者、490名团队成员的有效问卷,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悖论式领导的部分维度对于员工建言有促进作用,同时该领导风格的部分维度与员工建言的关系被DLMX所调节。这些情况有重要的实践启示:领导者在面临复杂管理问题时,要用东方管理哲学的眼光看待组织内外部工作环境以及面临的机会与挑战。
2020年03期 No.223 64-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K]
- 贺小丹;陈鼎熙;
基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金融调研数据,研究老龄化结构对中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风险管理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与老龄化程度呈现出"U"型的非线性关系。特别地,老龄家庭对银行储蓄的持有强度相对较低,而对风险依次提升的债券、股票和基金类金融资产的消费需求更加敏感。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风险偏好程度高的老龄家庭对股票和基金类风险资产更加敏感;高学历的老龄家庭会更自信,且更倾向于配置高风险资产;富有的老龄家庭风险承受力更高,对高风险资产配置的需求更为强烈。最后,发现老龄家庭在资产配置的风险分散方面表现欠佳。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从政策启示和金融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应当着重关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系统风险的变化趋势。同时,应当进行有效的风险金融资产规制,并且通过提供一定的关于投资理财知识的普及活动与培训服务,提高金融消费者特别是老龄金融消费者的知识素养,从而更有效地防控金融风险。
2020年03期 No.223 73-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K] - 王潇;熊智超;韩东亚;
为分析从公司金融出发得到的q~5资产定价模型能否帮助挖掘出公司更多的信息,以2001年6月至2019年6月A股市场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该模型在中国股市不同时期的应用情况。主要结论有:(1)全样本下,股票组合的收益率与公司的账面价值比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公司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账面价值比效应和规模效应显著;(2)q~5资产定价模型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并且优于之前的q-factor模型,间接说明该模型从公司金融出发这一设定的正确性;(3)检验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样本的表现能力是否发生变化,发现改革后预期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的差异更接近于零,市场效率有所提升。研究表明,q~5资产定价模型适用于中国股票市场,并证明了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有效性。q~5资产定价模型的应用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企业基本面等信息在市场的流动,提高市场效率。
2020年03期 No.223 84-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0K] - 宁薛平;申思;孙力军;
基于金融发展的人力资本和工作技能提升效应、生产要素配置与组合效应、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效应的"三大效应"理论,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和因子分析法,构建技术创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静态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差分广义矩估计,验证"三大效应"作用于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技术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因此,应保证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改变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国有金融资源的垄断,改变国有银行寡头垄断的金融体系格局,支持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快制定因地制宜的金融政策,加大金融资源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升级的支持力度,完善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体系,加强金融体系的管理职能。
2020年03期 No.223 96-1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2K] 下载本期数据